第95章 人物论
    紧接著，一位来自南京的青年作家站了起来，他的观点就尖锐得多。
    “我认为，我们当前的文学，最大的问题不是謳歌得不够，而是反思得不够！
    我们不能总是满足於写表面的新生活，更应该深入到人的內心，去挖掘那些被歷史压抑、被时代扭曲的人性。
    在这方面，西方的现代派文学，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鑑的地方。”
    这番话立刻引起了骚动，场內不少人都皱起了眉头。
    在1983年，公开鼓吹学习“西方现代派”，还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。
    立刻就有一位上海本地的老作家站起来反驳：“小同志，借鑑西方不是不可以，但不能搞全盘西化”嘛。
    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现实主义传统，这是我们的根。
    丟了根，文学就成了无根的浮萍，成了少数人看不懂的文字游戏，那还怎么为人民服务？”
    双方你来我往，很快就爭论起来，会议室里的气氛也变得热烈而紧张。
    陆泽安静地听著，他有些好笑的发现，这些爭论的观点，和他毕业论文《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：论新时期小说（1978—1982）的主体性转向》中准备的文献综述的肉容几平=模=样。
    理论上的交锋，此刻活生生地在他面前上演。
    就在这时，王元化先生將目光投向了他。
    “陆泽同志，”他开口道，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。
    “你的新作《春分》最近引发了很大范围的討论，支持的、批评的，声音都不少。
    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想听听你的想法。
    作为创作者，你是怎么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係？
    你觉得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，最应该书写什么？”
    所有人的目光，齐刷刷地聚焦到了陆泽身上。
    这个问题很宏大，也很刁钻，似乎无论怎么回答，都可能开罪一方。
    陆泽淡定得站起身，先对著眾人微微躬身示礼，才不疾不徐地开口说道：“王老，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，前辈们，那我就冒昧，粗略谈一些个人感受。
    关於文学应该写什么”，这是个大问题，我一个刚写了几篇小说得年轻人，其实远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    他先放低姿態，显得十分谦逊。
    “刚才听了几位同志的爭论，我很受启发。
    我在日常写作与学习过程中也有过相关得思考，其实在我看来，无论是坚持现实主义传统，还是借鑑西方现代派技巧，都只是是方法与工具。
    而我们文学真正要面对的始终是我们到底要用这些工具去表达什么，书写什么。”
    “我在自己有限的几次小说创作中，基本不会去考虑我这部小说是属於什么主义”，也很少去想它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功能。
    我想得更多的，其实是人”。”
    “写《锦灰》的时候，我想的是陈景云这个人。
    在那个家国飘摇的年代，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商人，怎么在夹缝里求生存，怎么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摇摆选择，怎么守住他心里那点实业兴国”的念头和做人的底线。
    写《春分》的时候，我想的是陈厚土这个人。
    他亲手建立起的集体公社，又要在改革的浪潮下，亲手把它分掉。他心里的那种矛盾、不舍和阵痛，是真实的。
    我相信，在千千万万的农村基层干部身上，都能找到他这种情感的影子。”
    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。
    “所以，如果一定要我回答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最应该写什么？
    我的答案是，写真实的人”。写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，写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写他们的坚守和迷茫，写他们的选择和挣扎。
    把一个人”写透了，写活了，那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，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。
    我最近在给復旦学生上的《写作实践》课上正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理论。
    他说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。
    我认为，这个论断的核心，不在典型环境”，而在典型人物”。
    只有人物立住了，环境才有意义。”
    这番话，巧妙地將他在课堂上讲的“人物论”化用到了这里，並且再次搬出了“祖师爷”恩格斯作为理论依据，既回应了爭论，又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，还显得根正苗红，无懈可击。
    “至於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什么，是看到了改革的希望或迷茫，还是看到了歷史的沉重与感怀，那是读者自己的解读。
    作者的任务，不是给出標准答案或者时代政策的解读，而是忠实地，把那个时代里，那些活生生的人，呈现出来。
    这，大概就是我理解的，文学与现实的关係。一点浅见，大家姑且一听。”
    说完，他坐了下来。
    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
    王元化先生带头鼓掌，脸上满是讚许的笑容。
    茹志娟看著陆泽，眼神里也充满了欣赏。
    就连之前爭论的双方，此刻也都露出了思索的神情。
    陆泽的这番话，没有站队，也没有攻击任何人，而是回归到了文学创作的本源——人。
    这个立足点，让所有人都无法反驳，並且贏得了现场绝大多数人的认同。
    此后交流会的气氛，也因为他这番话，从紧张的对立，转向了更具建设性的探討。
    会议结束后，许多人主动过来和陆泽交换联繫方式。
    有报刊的编辑向他约稿，有外地的作家邀请他去採风，还有一位西影厂的编剧，热情地跟他探討《春分》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。
    陆泽一一应对，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才是真正地，以一个作家的身份，踏入了这个他此前一直若即若离的圈子。
    他正被几位热情的文学爱好者围著，就看到李小琳和王安忆联袂走了过来。
    李小琳一上来就拍了下他的胳膊，“行啊你，陆泽。几句话就把那帮吵得脸红脖子粗的老夫子们给说服了，水平越来越高了嘛！”
    王安忆也笑著说：“儂看看，我没说错吧？这种场合还是蛮好白相的。儂今天这番话讲出去，以后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里，儂就是一面旗帜了。”
    “两位大姐就別那我寻开心了。”陆泽无奈地笑道，“我可不敢做什么旗帜。”
    正说著，他的目光越过人群，忽然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对上了眼神，此前在《文匯报》上发表一系列文章，署名“方岩”批评《春分》的青年评论家。
    此人刚才也积极参与了討论，也因此，陆泽才算是首次认识了自己这个头號“黑子”。
    对方显然也看到了他，眼神有些复杂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端著茶杯走了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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