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九时，开往鲁尔区的专列缓缓驶出柏林火车站。
    韦格纳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对面是施密特、台尔曼、克朗茨。
    四个人的孩子挤在旁边的座位上，正凑在一起小声说话。
    车厢里很安静。大多数人望著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，各想各的心事。
    火车驶过一片村庄，田野里有人在干活。远远地能看见那些弯著腰的身影，在五月的阳光下一起一伏。
    韦格纳忽然开口了。
    “施密特同志，你说，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同志，知道咱们这是去哪儿吗？”
    施密特顺著他的目光望去，想了想。
    “应该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有趟火车开过去，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点点头。
    “那就好。要是知道咱们是去体验生活的，他们该笑了。笑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，终於想起来要出汗了。”
    克朗茨忍不住笑了。
    “主席，您这话说的，好像咱们是去受罪似的。”
    韦格纳也笑了。
    “不是受罪是什么？那些同志的报告里，不都写著吗？
    『身体不好』、『工作忙』、『家里有事』——在他们眼里，下去干活就是受罪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    “可是，那些矿工同志呢？他们天天在井下，一干就是八小时、十小时。他们身体就好了？
    他们就不忙？他们家里就没事？”
    车厢里更安静了。
    那些坐在后排的人，都在竖著耳朵听著。
    “咱们这些人，当年都是从工厂、矿山、码头上来的。
    后来坐了办公室，就忘了那个滋味了。”
    他指了指窗外。
    “你们看那些地，那些房子，那些人。他们才是咱们的根。
    咱们吃的是他们种的粮，穿的是他们织的布，住的是他们盖的房。
    没有他们，咱们什么都不是。”
    施密特点点头。
    “主席说得对。所以咱们才要去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看了他一眼。
    “施密特同志，你说说，咱们为什么去？”
    施密特想了想。
    “一是防止官僚主义。长期坐办公室，容易脱离群眾。
    下去乾乾活，和工人一起吃吃饭，聊聊天，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需要什么。”
    “二是带头示范。咱们几个带头去了，下面的人就会跟著去。
    一级带一级，风气就正了。”
    “三是教育孩子。
    让他们知道，自己的父母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就是普通劳动者。
    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动光荣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点点头。
    克朗茨的儿子卡托·克朗茨——一个十六岁的少年——抬起头，正好对上韦格纳的目光。他有些紧张，又有些好奇。
    韦格纳冲他笑了笑。
    “卡托，你父亲说，你想和他一起去打猎？”
    卡托点点头。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打猎不急。先学会下井。等你从矿井里出来，再去打猎吧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转向坐在后排的那几个人。
    那是几个低著头、不说话的人。他们就是那些写了报告、找藉口不想来的同志。
    韦格纳看著他们，沉默了几秒。
    然后他开口了。
    “几位同志，过来坐吧。別躲那么远。”
    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，慢慢站起来，走到前排，在韦格纳对面的空位上坐下。
    韦格纳看著第一个人—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部长。
    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弗兰茨·迈耶对吗？”
    “报告主席，是的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点点头。
    “迈耶同志，你那份报告，我看了。
    身体不好，医生建议避免重体力劳动。是吗？”
    迈耶的脸有些发红。
    “是……是的，主席同志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看著他。
    “可我也听说，你上个月是不是参加了部里的运动会？打网球打了两个小时？”
    迈耶的脸更红了。
    “主席，那……那不一样……”
    韦格纳打断他。
    “怎么不一样？打网球是运动，下井就不是运动？”
    迈耶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    韦格纳放缓了语气。
    “迈耶同志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    迈尔低著头。
    “您问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
    “跟我说说你当年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？”
    迈尔愣了一下。
    “我……我是1919年入党的。在汉堡，当过码头工人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点点头。
    “那你当年在码头上，一天扛多少包？”
    迈尔想了想。
    “最多的时候，一天扛两百多包。一包五十斤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那时候你身体好吗？”
    迈尔沉默了几秒。
    “那时候……年轻，再累也扛得住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
    “现在呢？现在你五十三岁，就不行了？”
    迈尔低著头，不说话。
    韦格纳看著他，语气变得温和。
    “迈尔同志，我不是要你像当年那样，一天扛两百包。
    我是要你回去看看，看看那些还在扛包的工人同志们。
    他们中也有五十三岁的，也有身体不好的，但他们还在扛。为什么？”
    “你去看看他们，和他们聊聊，握握他们的手。你就知道，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，有多幸运。”
    迈尔抬起头，眼睛有些红。
    “主席，我错了。”
    韦格纳摇摇头。
    “不是错。是忘了。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”
    他转向第二个人——財政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局长。
    “贝里尔同志？”
    “报告主席，我是里斯·贝里尔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点点头。
    “贝里尔同志，你那六条意见，写得很用心啊。”
    贝里尔的脸色变了变。
    “主席，我……我只是提些建议……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
    “我知道。你不是反对，你是建议。那我问你几个问题。”
    贝里尔紧张地点点头。
    韦格纳问：
    “第一条，干部参加劳动影响本职工作。
    我问你，咱们去几天？一周？半个月？你离开这短时间里，部里就停摆了？”
    贝里尔说不出话来。
    韦格纳说：
    “第二条，劳动效率问题。
    你说干部干不了多少，反而影响生產。
    我问你，咱们去是干什么的？是去抢工人的饭碗吗？
    不是。是去学习的。学不会不要紧，干得少也不要紧，关键是要去。
    工人看见咱们和他们一起流汗，心里是什么感受？
    这比干多少活都重要。”
    贝里尔仍旧低著头。
    韦格纳继续说：
    “第三条，安全风险。你说万一出事故，谁负责？
    我问你，工人同志们天天在井下，他们出事故，谁负责？他们就不怕死？”
    他的声音高了起来。
    “工人也是人，他们也有父母，有妻子，有孩子。
    他们就不怕？但他们还是天天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生活。咱们去一次就怕这怕那，一线的同志们天天在那儿，怎么办？”
    车厢里鸦雀无声。
    韦格纳深吸一口气，平静下来。
    “第四条，形式主义。你说有人会说这是作秀。我问你，咱们是作秀吗？”
    贝里尔摇摇头。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那不就得了。咱们真心实意去干活，別人爱说什么说什么。
    怕別人说就不做了？那咱们直接什么事都別做了。”
    “第五条，家属参加。你说孩子小，影响学业。
    我问你，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
    让孩子去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，比在教室里多读几本书重要得多。”
    “第六条，先试点。咱们这就是试点。第一批五十个人，试点完了，总结经验，再推广。
    你不是建议试点吗？现在你就在试点里，正好可以亲身总结经验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完，看著贝里尔。
    贝里尔还是低著头，不说话。
    韦格纳等了几秒，然后说：
    “贝里尔同志，你那六条意见，每一条都有道理。
    但每一条，都是站在干部的角度想的。你有没有站在工人同志们的角度想过？”
    贝克尔抬起头。
    “主席，我……”
    韦格纳摆摆手。
    “我不是要你认错。我是要你想一想。等你在井下待几天，出来再想。
    想明白了，咱们再聊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转向第三个人—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处长。
    “舒马茨同志？”
    “报告主席，我在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点点头。
    “舒马茨同志，你那份报告说，你也是岁数大了干不了重活，怕给工人添麻烦。是吗？”
    舒马茨点点头。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那我问你，矿上有没有岁数大了的工人？”
    舒马茨愣了一下。
    “应该……有吧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他们干得了，你干不了？”
    舒马茨低下头。
    韦格纳说：
    “你不是干不了，是没干过。没干过，所以怕。
    这很正常。但怕就不去了？
    那工人怕不怕？他们也怕，但他们还是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    “咱们去一次，就受不了。
    他们天天在那儿，怎么受得了？你去看看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干一天，你就知道，什么叫生活。”
    舒马茨点点头。
    “主席，我明白了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转向第四个人—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司长。
    “库尔特同志？”
    “报告主席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库尔特同志，你那份报告说，有紧急外交事务，走不开。是吗？”
    库尔特点点头。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波兰同志的谈判，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    库尔特说：“下个月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现在五月二十號，到下个月还有十几天。
    咱们去几天，回来正好准备谈判。哪里走不开了？”
    库尔特的脸红了。
    “主席，我……”
    韦格纳摆摆手。
    “库尔特同志，我不是要批评你。
    我是想告诉你，工作永远做不完。
    今天今天的事情做，明天有明天的事请坐吧。
    如果总拿工作当藉口，那就什么事都別做了。”
    “再说，你去了矿上，和工人一起劳动，说不定还能学到点什么。开会的时候，和波兰同志聊聊工人同志们的生活，不是更有话说吗？”
    库尔特点点头。
    “主席说得对。”
    韦格纳最后转向第五个人—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处长。
    “穆勒同志啊？”
    “主席，我在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笑了。
    “穆勒同志，你那份报告说，想回农村劳动，顺便照顾父母。是吗？”
    穆勒点点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这个想法，倒是挺实在。不过，你父母在哪个村？”
    穆勒说：“在波茨坦附近。”
    韦格纳说：“那好办。等这次从煤矿回来，你可以申请去波茨坦的农场劳动。
    既尽了义务，又照顾了父母。怎么样？”
    穆勒眼睛亮了。
    “主席，真的可以吗？”
    韦格纳点点头。
    “可以。但要先跟我们一起下井。下完井，再去农场。不能光挑轻活干。”
    穆勒笑了。
    “行！主席，我听您的！”
    车厢里的气氛轻鬆了一些。
    韦格纳看著那五个人，语气变得温和。
    “同志们，我不是要整你们。我是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——”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    “咱们这些当干部的，是人民养著的。
    他们种地，咱们吃饭；他们挖煤，咱们取暖；他们织布，咱们穿衣。没有他们，咱们什么都不是。”
    “所以，咱们要时刻记住，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要时刻记住，还有多少人民在受苦。要时刻记住，咱们的革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”
    韦格纳看了看窗外。
    火车正驶过一片工业区。远处，煤矿的井架隱约可见。
    “快到了。”他说。
    他站起身，对所有人说：
    “同志们，下车之后，咱们就是矿工。没有主席，没有部长，没有司长。只有韦格纳、施密特、台尔曼、克朗茨，还有你们——一群来学习的工人。”
    “矿上的同志们怎么干，咱们就怎么干。他们吃啥，咱们吃啥。他们住哪儿，咱们住哪儿。他们干多久，咱们干多久。”
    “有没有问题？”
    车厢里响起整齐的回答：
    “没有！”
    韦格纳笑了。
    “好。准备下车！”
    火车缓缓驶入站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