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水木留下来过夜的那个晚上，铺子里的灯亮到了很晚。煤油灯放在柜檯上，灯芯剪得短短的，火苗小小的，黄黄的，在夜风里摇摇晃晃。灯芯上结了一朵灯花，黑黑的，像一朵小小的花蕾。陈阿圆没有剪掉它，让它开著。灯花在火苗里静静地烧著，发出细微的嗶剥声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踩著乾枯的落叶。
    陈阿圆坐在柜檯后面，家兴坐在她旁边的矮凳上，陈水木坐在对面的木箱上。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有煤油灯在说话，嗶剥，嗶剥，嗶剥。柜檯上的粗陶碗里还剩下几颗金枣，金黄金黄的，在灯光下泛著暗暗的光。碗沿那个缺口在灯影里像一道被劈开的山缝，又像一条乾涸的河床。陈阿圆把那几颗金枣拢了拢，摆整齐。她做这件事的时候很慢，把每一颗金枣都转到了一个她觉得好看的角度，让缺口朝著墙，不让它对著任何人。
    陈水木把那颗糖从口袋里掏出来了。不是从泉州带来的那颗，是另一颗——他用那张发黄的糖纸包著一颗新的金枣。糖纸上印著几个缅甸字，字已经模糊了，只看得见几个弯曲的笔画，像蚯蚓在纸上爬过的痕跡。他把糖纸展开，把里面的金枣拿出来，放在手心里。金枣是陈阿圆做的，金黄金黄的，跟他哥当年从缅甸带回来的那颗糖顏色不一样。那颗糖是棕色的，硬硬的，像一颗小石子。他含在嘴里含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捨不得嚼，捨不得咽，让它在嘴里慢慢地化。化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化了四十三年。
    “你阿爸给我带的那颗糖，我吃了。一九八三年，在高速公路上，你的货车停下来之前，我刚吃完。那颗糖我含了四十三年，从缅甸含到泉州，从泉州含到永春，从永春含回泉州。含到糖化了，含到糖没有了，含到嘴里只剩下一股甜甜的味道了。我咽下去了。”
    他把那颗金枣放进嘴里，嚼著。先酸后甜，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。他嚼了很长时间，比任何人都长。他在品那颗金枣的味道，也在品另一颗糖的味道——那颗四十三年都没有化掉的糖，在他的记忆里化掉了。
    陈阿圆从柜檯后面走出来，站在陈水木面前。她伸出手，把他嘴角沾著的一点金枣的碎屑擦掉。她的手指是粗糙的，被茶叶汁液染成了黄色，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茶叶碎末和金桔汁液。她在他的嘴角停了一下，就一下，很短。
    “叔，你以后就住在这里。哪里也不要去。”
    陈水木抬起头看著她。浑浊的眼睛里有光在闪。
    “好。”
    家兴从矮凳上站起来，走到陈水木面前，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手是小的，温的，软的，把陈水木那只枯的、凉的、硬的手包在里面。他的手心贴著陈水木的手背，把温度一点一点地传过去。陈水木的手慢慢地暖了，从指尖到手心，从手心到手腕，从手腕到手臂，那种温暖像水一样在他身体里蔓延开来，流到胸口，流到心里。
    “叔公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叔公了。”
    陈水木看著他，看了很久，久到家兴以为他又要哭了。他没有哭。他笑了。他的笑容很小，嘴角只是微微动了一下，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。但那根草被风吹了很久了，被风雨吹，被太阳晒，被雪压，被人踩，但它还在那里，弯著，但没有断。
    他笑了的那一刻，铺子里的煤油灯忽然亮了一下。不是风，是灯芯烧到了一个饱满的地方，火苗猛地躥高了一截。
    那盏灯，亮了几十年了。
    从缅甸亮到泉州，从泉州亮到永春，从永春亮回泉州。灯芯换了无数根，煤油加了无数回，灯罩碎了又换、换了又碎，但灯没有灭过。灯不会灭。
    第二天早上，陈阿圆做了一件事。她把陈水木带到苏阿梅的房间，打开衣柜，从里面拿出一件藏青色的棉袄。棉袄是陈远水的，穿了好多年了，领口磨毛了，袖口的螺纹鬆了，扣子掉了两颗，用白线缝了两颗不一样的扣子——一颗是白色的，塑料的，上面有裂纹；一颗是黑色的，铁质的，生了锈。她把棉袄递给陈水木。“这是我阿爸的。你穿上。”
    陈水木接过棉袄，手在抖。棉袄很轻，轻得不像一件能穿几十年的衣裳，但他觉得它很重，重得像一块石头。他把棉袄展开，看了看。棉袄的右肩有一块补丁，是苏阿梅缝的，针脚密密匝匝的，一圈一圈的。那是扁担磨出来的，肩膀磨破了，棉袄也磨破了，破了就要补，补了再磨，磨了再补，补了再磨。那块补丁上磨出了一个新的洞，还没有来得及补，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。他把手指伸进那个洞里，摸了摸那些棉花。棉花是硬的，板结的，吸了几十年的汗，顏色从白变成了黄，从黄变成了灰，从灰变成了黑。
    他把棉袄举到鼻子前面，闻了闻。樟脑丸的气味，苦苦的，凉凉的，像薄荷。还有另一种气味——很淡的、快要消失的、但还在的。那是陈远水的味道。他哥的味道。他在棉袄的领口找到了那个味道。那个味道在领口的螺纹里，在螺纹的缝隙中，被棉线一根一根地夹著，像夹在一本厚厚的书里的书籤。他把脸埋进领口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那股味道从他的鼻腔灌进去，灌进肺里，灌进血液里，灌进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。他闭上了眼睛。
    他在黑暗中看到了陈远水。他哥站在他面前，穿著一件白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手里拿著一把算盘。算盘珠子在他手指下噼里啪啦地响著，脆脆的，像有人在磕瓜子。他哥低著头，嘴唇微微动著，在默数著什么。他的眉头皱著，额头上三道抬头纹挤成了一个川字。他哥瘦，肩膀窄，腰细，站柜檯的时候背微微弯著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。
    “哥。”他喊了一声。陈远水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。“水木。”他喊了一声。声音很轻，轻得像风吹过稻田。
    陈水木睁开眼睛。陈远水不见了。他站在苏阿梅的房间里，手里拿著一件旧棉袄，脸上湿了一片。
    他把棉袄穿上了。棉袄太大了，穿在他身上空空荡荡的，肩膀的地方垮了下来，领口像一个大大的洞，他的脖子细得像一根竹竿，从那个洞里伸出来。但他穿著它，穿著它，穿著它哥的棉袄。他走到镜子前面，看著镜子里的自己。镜子是巴掌大的一块碎玻璃，镶在木框里，掛在灶间的墙上。木框裂了，用胶布缠著，胶布发黄了，边角翘起来了。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老人——花白的头髮，稀疏的，软塌塌的，贴在头皮上，像冬天山坡上残留的枯草；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，一道一道的，从额头到下巴，从左脸到右脸；背驼了，头往前伸，下巴快碰到胸口了；穿著一件大了一號的棉袄，棉袄的右肩上有一个洞，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。
    他在镜子里还看到了另一个人。那个人站在他身后，穿著同样的棉袄。他年轻，头髮是黑的，背是直的，肩膀是宽的。他站在他身后，像一座山。他在笑，嘴角微微往上翘著，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。
    水木。他哥在喊他。
    他回过头。身后没有人。灶间里传来陈阿圆切菜的声音——咚咚咚，有节奏的，不紧不慢的，像心跳。院子里传来家兴餵鸡的声音——咕咕咕，咕咕咕，像在跟鸡说著什么只有鸡能听懂的话。巷子里有人在走路，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噠噠噠的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从门缝里挤进来，从窗户缝里钻进来，从墙缝里渗进来，灌进他的耳朵里。他听到了所有的声音，但没有听到他哥的声音。他哥的声音在棉袄里，在领口的螺纹中，被棉线一根一根地夹著。他把领口贴在耳朵上。他听到了——心，他哥的心。
    扑通，扑通，扑通。在跳。
    从那以后，陈水木每天都穿著那件棉袄。天热了，別人都穿单衣了，他还穿著。陈阿圆说叔，天热了，脱了吧。他摇头。家寧说叔公，你都出汗了，脱了吧。他摇头。家兴说叔公，你这样会中暑的。他摇头。他没有说话，就是摇头。他把领口贴在脸上，闭上眼睛，感受著陈远水的温度。棉袄里已经没有温度了，但他觉得有。他觉得陈远水还暖著。在那件棉袄里，在他哥的骨血里，在那根扁担挑过的三千里路上。那些路是热的，被太阳晒热的，被人踩热的，被血和汗浇热的。路不会凉。
    一九八五年夏天，陈家铺子门口的石榴树结果了。不是去年那几颗青涩的小果子，是红红的、大大的、熟透了的石榴。皮裂开了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籽，红红的，亮晶晶的，像一颗一颗红宝石挤在一起。家兴爬上树去摘，家寧在树下接。家寧今年毕业了，分配到了泉州一中教书——就是她当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学校，当语文老师。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头髮披著，没有扎辫子，风一吹，头髮就飘起来，像一面黑色的旗。她在树下仰著头，看著家兴在树上摘石榴。手伸得高高的，手臂在阳光下晒成了小麦色。石榴从树叶间露出来，红红的，在阳光下闪著光。
    “姐，这边有一颗大的！”
    家兴从树上探过身去，够那颗大的石榴。树枝被他压弯了，咯吱咯吱地响。他够到了，把石榴摘下来，扔给家寧。家寧接住了，捧在手心里，石榴很大，比她的拳头还大，皮是红黄相间的，裂开的口子里能看到里面的籽，一颗一颗的，挤在一起。
    她想起了当年从巷子深处捡到的那颗青石榴——硬邦邦的，青色的，上面有一道被虫子咬过的疤痕。她把那颗青石榴砸开了，从里面挖出几颗乾瘪的种子，埋在铺子门口的土里，浇了水，等了三个月，发了芽。等了三年，开了花。等了五年，结了果。
    从一颗被虫子咬过的青石榴，到一颗红彤彤的、裂开了口子、露出密密麻麻的籽的石榴，走了五年。走了一条路——从土里到地上，从地上到树上，从树上到家寧的手里。它走了五年。
    她把石榴举到鼻子前面闻了闻，有一股淡淡的、清清的、甜甜的香味。她掰开石榴，把籽一颗一颗地剥下来，放在碗里。籽红红的，亮晶晶的，像一颗一颗小小的红宝石。她捏了一颗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汁水在嘴里炸开，甜的，不是那种齁人的甜，是那种淡淡的、清新的、像山泉水一样的甜。她咽下去了。她又捏了一颗放进嘴里，嚼著，咽下去了。
    她端著那碗石榴籽走进铺子，放在柜檯上。“阿母，石榴熟了。你尝尝。”
    陈阿圆从柜檯后面探出头来，看了看碗里的石榴籽。红红的，亮晶晶的。她捏了一颗放进嘴里，嚼了嚼，咽下去了。“甜。”她说。就一个字。但她笑了。她笑的时候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两把小扇子，眼下的皮肤鬆弛了，嘴角的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。但她笑起来的样子，跟年轻时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、踮著脚尖摆金枣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    陈水木从后面走出来，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棉袄，满头大汗。“叔，吃石榴。”家寧把碗递过去。他捏了几颗，放进嘴里，嚼著。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“好吃。”他说。他也笑了。他笑的时候露出缺了几颗牙的嘴，牙是黄的，有的黑了，有的断了，有的只剩牙根了。但他的笑容很好看，像小孩子一样。
    一九八五年秋天，陈水木病了。
    不是大病，是感冒。发著低烧，咳嗽，流鼻涕，浑身没力气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陈阿圆给他熬了薑汤，他喝了，出了一身汗，烧退了，但咳嗽还是没好，咳起来没完没了，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在空转。
    家寧从学校回来，看见他躺在床上咳，心疼了。“叔公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
    “不去。”
    “不去不行，你咳得太厉害了。”
    “不去。咳咳咳……不去。”
    家寧拿他没办法。她搬了一把椅子，坐在他床边，给他读故事。她读的是《水滸传》，武松打虎那一回。她读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。陈水木躺在床上，眼睛闭著，听著。他的手指在被子上轻轻地叩著，一下一下的，跟著故事的节奏打著拍子。读到武松把老虎打死了，他的手指停了一下。然后又开始叩了，比刚才快了一些。
    家寧读了半个多钟头，嗓子都哑了。她停下来，喝了一口水。“叔公，好听吗？”陈水木没有回答。她以为他睡著了，站起来，想给他盖好被子。他忽然睁开了眼睛。“好听。”他说。他的眼睛很亮，不像平时那样浑浊不清。那双浑浊的眼睛在这一刻变得很亮很亮。
    家寧看著他，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他不是在听故事。他是通过故事在走一条路——一条他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他没有读过书，不识字，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但他听过很多故事。这些故事是陈远水讲给他听的。在泉州的老屋里，在院子里那棵龙眼树下，在夏天的夜晚，在冬天的火炉旁。陈远水给他讲武松打虎、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、讲梁山伯与祝英台、讲牛郎织女。他讲得不好，结结巴巴的，很多地方讲不清楚。但陈水木爱听。他觉得他哥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讲故事的人。
    “你阿爸以前也给我讲故事。”他的手在被子上慢慢地移动著，像在摸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“他讲的故事跟书上的不一样。他讲的是他编的。他编了一个故事，说海上有一种鱼会飞，翅膀是蓝色的，张开来比你的手掌还大。他说那种鱼从海面上飞起来，飞到天上去，飞到云里面。你坐在云上面，可以看到那条鱼在天上飞，翅膀在阳光下闪著光。”
    他停了一下，咳了几声。
    “我问他，那条鱼会飞到哪里去？他说，会飞到它想去的地方。我又问，它想去哪里？他说，它想去一个有家的地方。它飞啊飞，飞啊飞，飞了很久很久。它飞过了大海，飞过了高山，飞过了沙漠，飞过了森林。它飞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棵龙眼树，树下有一间老屋，屋里有一盏灯。灯亮著，等著它回来。它飞下来了，落在灯旁边，把翅膀收起来，安安静静地待著。不飞了。”
    他的手从被子上收回来，放在胸口。胸口在起伏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波浪。
    “你阿爸讲完这个故事，问我，水木，你知道那条鱼是谁吗？我说，不知道。他说，那条鱼是我。我飞出去了。我飞到缅甸去了。我飞了很久很久。我还要飞回来。你等我。我等你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很快。很快是什么时候？你数到一百我就回来了。”
    他咳得更厉害了，咳得整个人都在抖。床板在他身体下面咯吱咯吱地响，像一扇很久没有打开的门被人推开了。
    “我每天都会数到一百。有时候数一遍，有时候数好几遍。我数到一百的时候，就往门口看。看看他有没有回来。他一直没有回来。”
    他的声音小了下去，小得快要听不见了。他的眼睛闭上了，呼吸变得均匀了。他睡著了。家寧坐在他床边，看著他花白的头髮，看著他脸上的皱纹，看著他乾裂的嘴唇，看著他放在胸口的枯瘦的手。她伸出手，把他露在外面的手放进被子里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盖到他的肩膀。
    一九八六年春节，陈水木在陈家铺子过了第三个年。年夜饭还是那些菜——红烧肉、清燉鸡、炒青菜、萝卜汤、炸带鱼、金枣、榜舍龟、一碗麵线。面线是陈阿圆做的，鸡汤底，上面臥著一个荷包蛋，放在陈水木面前。面线很长，一根一根的，像无数条细细的、白色的路。他低头看著那碗面线，看了很久，用筷子夹起一根，慢慢地吸进嘴里。面线很滑，一吸就进去了，不用嚼，直接咽下去。
    “叔，你多吃一点。你太瘦了。”陈阿圆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他碗里。
    陈水木看著碗里那块红烧肉。肥的，亮的，红褐色的，冒著热气。他夹起来放进嘴里，嚼了嚼，咽下去了。“好吃。跟你阿爸做的一个味道。”陈阿圆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。“我阿爸会做红烧肉？”
    “会。在缅甸的时候，他经常做。他的红烧肉不是用酱油烧的，是用一种黑黑的、稠稠的酱，缅甸人叫『鱼露』。那个味道跟酱油不一样，咸得多，鲜得多。他每次做红烧肉，整条广东大街都闻得到。隔壁卖布的陈叔、对面卖米的李伯、巷口的剃头匠老王，都过来蹭饭。你阿爸不恼，一人一块，分著吃。分到最后，他自己一块都没有了。他端著空碗站在灶台前，看著锅底剩下的汤汁，用馒头蘸著吃了。”
    他笑了一下。嘴角的纹路变深了，像乾涸的河床忽然被水漫过。
    陈阿圆放下筷子，看著他。“叔，你还记得缅甸什么？”
    陈木水想了想，想了很久。
    “我记得曼德勒的广东大街。街不宽，两个人並排走就占满了。两边铺子一家挨一家，卖什么的都有。早上天不亮就有人开门了。门板卸下来的声音，哗啦哗啦的，像有人在泼水。街上瀰漫著各种味道——茶叶的香、鱼露的腥、金枣的甜、菸草的呛、汽油的刺鼻。还有你阿爸的铺子里飘出来的味道。他的铺子不大，门口的招牌是一块蓝布，蓝布上写著四个字——陈家铺子。”
    他的手在空气里比划著名。
    “你阿爸的阿爸——就是你阿公——也在铺子里帮忙。你阿公不爱说话，整天坐在门口，手里拿著一把蒲扇。他穿一件白色的背心，背心很薄，能看到他背上的骨头。他不跟人说话，但有人经过门口，他会点一下头。点了头，又低下头去看地上的蚂蚁。”
    陈阿圆的眼睛湿了。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阿公。她出生的时候，她的阿公已经死了。死在缅甸，死在日本人轰炸曼德勒的那一天。陈远水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些。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，死在什么地方，死在哪一天，有没有人在他身边，有没有人帮他闭上眼睛。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。
    “我阿公是怎么死的？”她的声音在发抖。
    陈水木看著她，看了很久。“死在铺子里。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广东大街。一颗炸弹落在陈家铺子门口，把铺子炸塌了一半。你阿爸从废墟里爬出来，你阿公没有爬出来。”
    他的手握成了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里。
    “你阿爸在废墟里挖了很久。他把砖头一块一块地搬开，把木头一根一根地抬走。他的手指挖破了，血滴在砖头上。他找到了你阿公。你阿公的身体是凉的。他的眼睛没有闭。你阿爸把他的眼睛合上了。你阿爸跪在废墟前面，跪了很久。后来他站起来了。他把铺子重新搭了起来。门板是新的，柜檯是新的，粗陶碗是新的。但门口的招牌没有换，还是那块蓝布，那四个字。陈家铺子。”
    他停了一下。他咳了几声。
    “你阿爸说，铺子在，人就在。铺子不在了，人还在。人记得铺子，铺子就还在。”
    陈阿圆把碗端起来，喝了一口汤。汤很烫，烫得她皱了一下眉头。但她没有停下来，又喝了一口。又喝了一口。汤从喉咙流下去，流到胃里，胃暖了，手暖了，脸也暖了。她用袖子擦了擦嘴角，袖子湿了。
    “叔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”
    “谢什么？”
    “谢谢你替我阿爸记住。他什么都不说，你替他记住了。他记不住的，你替他记住了。他不会说的，你替他说了。”
    一九八六年秋天，陈水木的身体越来越差。他的腿肿了，脚踝肿得像馒头，按下去一个坑，很久才能弹回来。他的眼睛也看不清了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，像隔著一层雾，那层雾很厚很厚，厚得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但他还能听见。他能听见陈阿圆在灶间切菜的声音，咚咚咚；能听见家寧读故事的声音，轻声细语，像夏夜的微风；能听见家兴的脚步声，噠噠噠，从铺子这头跑到那头，从那头跑回来；能听见巷子里那棵大榕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。
    他躺在床上，闭著眼睛。他在听。他听了一整天。
    晚上，家寧坐在他床边，手里拿著那本帐簿。“叔公，今天我给你读什么？”
    “你阿公的帐簿。”他说。声音很小，小得家寧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听到。
    家寧翻开帐簿。帐簿是陈远水的，就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本。牛皮纸封面已经发黄了，边角捲起来了。她一页一页地翻著，翻到第一页。
    “一九四二年一月，曼德勒，日本飞机炸了，铺子塌了一半。阿圆四岁。”
    她读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她读的时候，手在抖，声音在抖。
    “一九四三年，在广西。小儿子耳朵坏了，发烧烧的。阿梅哭了三天。我没哭。哭有什么用。”
    “一九四四年，在广东。阿圆六岁了。她问我，阿爸到了没有。我说快到了。她又问快到是什么时候。我说快了。她又问快了是什么时候。我说你数到一百就到了。她数了一百，没到。她又数了一百，没到。她数了一整天，天黑了，还没到。她不数了，睡了。”
    “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投降了。在梅州。阿梅哭了。阿圆也哭了。我没哭。路还没走完。”
    “一九四六年一月，到家了。泉州。陈家铺子开了。”
    陈水木躺在床上，眼睛闭著，手指在被子上轻轻地叩著。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他在跟著那些字走著，一步一步地走。从缅甸走到泉州，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四六年。他走了三年。他走完了。
    “到家了，泉州，陈家铺子开了。”家寧读完了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。她把帐簿合上，放在膝盖上，看著陈水木。
    他的眼睛闭著，手指不动了。他睡著了。
    那本帐簿，陈远水写了一个人的路，家寧读给了另一个人听。不是给陈远水听的，他已经听不到了。是给陈水木听的，他还能听到。他听到他哥的声音在那本帐簿里活著。那些字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它们会走路。会从缅甸走到泉州，会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八六年。会从一个人的耳朵里走到另一个人的心里。
    陈水木走的那天，是一九八六年腊月。天很冷，巷子里的青石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，踩上去滑滑的，白白的，像撒了一层盐。石榴树的叶子落光了，光禿禿的枝条像老人的手指，一节一节的，关节肿大。铺子里生著炭火盆，炭火红红的，在灰里一闪一闪的，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。
    他躺在床上，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棉袄。棉袄洗过了，领口的螺纹更鬆了，右肩那个洞更大了，里面的棉花露出来更多了。但他穿著它。他穿著他哥的棉袄走的。陈阿圆坐在他床边，握著他的手。手是凉的，很轻，像握著几根乾枯的树枝。她把那几根树枝握在手心里，用她的手温去暖它们。暖不热了。手太凉了，她暖不热了。
    “叔。”她喊了一声。他的眼皮动了一下。
    “叔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他的嘴唇动了一下。她把耳朵贴在他嘴边。他的声音很小，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。
    “那颗糖，我吃了。甜的。”
    他的嘴角动了一下。那是他的笑。笑容很小，不大，不夸张，不露牙齿，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，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。那根草被风吹了很久了，被风雨吹，被太阳晒，被雪压，被人踩。但它还在那里，弯著，但没有断。它弯了一辈子，没有断。它在他嘴角弯著，弯成了一个小小的、弯弯的、像月牙的弧度。
    他走了。
    陈水木走的那天晚上，天很冷。炭火盆里的炭烧完了，灰是白色的，细细的，轻轻一吹就飞了。陈阿圆把那根扁担从墙上取下来，放在陈水木身边，放在他的右手边。他没有握，她已经替他握过了。她握了一整夜。她握著扁担，就像握著她阿爸的手，就像握著她叔叔的手，就像握著从缅甸到泉州那三千里路上的每一个脚印、每一个坑洼、每一块石头。她握著它们，它们也握著她。
    天亮了。她把扁担从陈水木身边拿起来，重新掛回墙上。扁担掛在墙上，黑色的，裂著几道缝，绑著三道发黑的麻绳。它掛在那里，安安静静的，像一个人，像两个人，像很多人。那些从缅甸走到泉州的人，那些从泉州走到永春的人，那些从永春走回泉州的人，那些走著走著就停下来的人，那些停下来就不再走的人，那些还在走的人，都在那根扁担上。
    扁担挑著他们。他们挑著路。路挑著日子。日子挑著人。
    她站在扁担下面，抬起头看著它。它的影子投在她脸上，黑黑的，长长的，像一道疤。那道疤从缅甸划到泉州，从泉州划到永春，从永春划回泉州。划了半个多世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