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水木走后的第三天，陈阿圆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样东西。是一个布包，蓝布的，边角磨毛了，上面绣著一朵梅花——跟家寧当年那个包袱上的梅花一模一样，连花瓣的数量都一样，五瓣，不多不少。梅花是粉红色的，五个花瓣，花蕊是黄色的，用丝线绣的，绣得很细，花瓣的边缘有深浅不一的顏色变化，像真的一样。她把布包打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纸条。照片是黑白的，边角发黄了，上面是两个人——陈远水和陈水木。陈远水十六岁，穿著长衫，长衫是灰白色的，布满了细密的褶皱，像一张被人揉皱了的纸。他的头髮梳得整整齐齐，用髮胶固定著，一丝不乱。他的嘴角微微翘著，那不是笑，是一种很淡的、几乎看不出来的表情。但你看出来了就知道那是在笑。他十六岁，正要离开家，去缅甸，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、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、一个只有海和山和橡胶园的地方。他站在家门口，身后是那棵龙眼树，树还小，比他高不了多少，树干细得像他的手臂，树枝上稀稀拉拉地掛著几片叶子。几十年后，那棵龙眼树会长得很高很大，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，遮住半个院子，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，树皮上长满了青苔和裂纹。那时它已经不只是一棵树了，它是这个家的根，是这个家的记忆，是这个家的魂魄。
    陈水木七八岁，穿著短褂，短褂是深蓝色的，布满了补丁——膝盖上有一块，手肘上有一块，领口上有一块。他光著脚，十个脚趾头像十颗刚从土里刨出来的花生，沾著泥巴和草屑。他站在陈远水旁边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手指微微蜷著，像握著一把看不见的东西——是一把糖，他哥答应给他带的缅甸的糖，棕色的，硬硬的，像一颗颗小石头。他把那把看不见的糖握在手心里，握了四十三年。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，纸页上还有横线，是绿色的，淡淡的。纸的左边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跡，毛毛糙糙的，还有一些作业本上残留的订书针孔。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著一行字，字跡跟陈远水的一模一样——歪歪扭扭的，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，有的字大得像碗口，有的字小得像绿豆，“阿”字的耳朵旁写成了一个圆圈，“圆”字的方框写成了一个三角形。
    “阿圆，叔走了。这颗糖留给你。是甜的。”
    陈阿圆把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看了十几遍，看了几十遍，看到那些字从黑变白，从白变模糊，从模糊变成一团一团的、在她眼前飘来飘去的光影。她把它叠好，叠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方块，像叠一块手帕，像叠一封信，像叠一条路。她把那小块纸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拍了拍口袋，確认不会掉出来。那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短的一封信。也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。
    她把那张照片翻过来。背面也有一行字，字跡不一样——工整的，一笔一划的，像印刷体，像机器印出来的，不像人手写出来的。每一个字的大小都一样，间距都一样，连笔画的粗细都一样。像是写的人用了尺子，用了圆规，用了量角器，用了所有能用的工具，把这几个字写成了他这辈子最工整的几个字。
    “远水、水木，一九四〇年，泉州。水木，哥对不起你。”
    这是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留下的。那天他从铺子里走出去的时候，背影瘦瘦的，肩膀窄窄的，走路的时候微微弯著腰，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小树。他走到巷口，停下来，好像想回头，但最终没有回头。他走了。他把照片留下了，纸条留下了，话留下了。人走了。
    陈阿圆把照片贴在胸口，贴在心跳的地方。心在跳。扑通，扑通，扑通。照片里的人在跳吗？陈远水在跳吗？陈水木在跳吗？他们不在了。但他们的心跳在这张照片里，被压在相纸下面，薄薄的，看不见的，但它在。她听到了。
    一九八七年春天，陈家铺子门口的石榴树又开花了。比去年多，比去年大，比去年红。花瓣厚厚的，嫩嫩的，在阳光下透亮，像一张张浸了水的红纸，又像一只只刚刚破茧的蝴蝶的翅膀。花开得最旺的那几天，整棵树的树冠都被红色覆盖了，远远看去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把承天巷的半边天都映红了。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著，翅膀在阳光下闪著金色的光。它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，从这枝头飞到那枝头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像一群在赶集的商人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    家兴蹲在树下，用手把落在地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捡起来，放在手心里。他捡得很仔细，每一片都不放过。他捡了满满一把花瓣，红红的，像一摊凝固的血。他把花瓣捧到陈阿圆面前。“阿母，给你。”
    陈阿圆正在铺子里包金枣，手指上沾著糖浆，糖浆是黏的，把她的手指粘住了，张不开，像五根被胶水粘在一起的筷子。她低下头，张开嘴。家兴把花瓣一片一片地塞进她嘴里，塞得很轻，像是怕弄疼了她。花瓣是苦的，涩涩的，嚼在嘴里有一股青草的味道，还有一点点晨露的清凉、一点点泥土的腥气、一点点阳光的温暖。
    “好吃吗？”家兴仰著脸问她。他的脸上有被太阳晒出来的红，鼻樑上有一颗新长出来的青春痘，红红的，亮亮的，像一颗刚冒出来的小蘑菇。他的眼睛还是棕色的，跟家安一样，跟林清石一样，像山里头那种清泉，安安静静地看著人。那双眼睛里有她，有石榴树，有石榴花。
    “好吃。跟金枣一样甜。”
    家兴看著她。他已经十六岁了，个子比陈阿圆高出了一个头。他穿著家安穿过的旧衣裳——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，袖口的螺纹鬆了，露出里面的棉絮，棉絮是灰白色的，一团一团的，像从云朵上撕下来的碎片。他的头髮长了，盖住了耳朵，一缕一缕地垂在额前，像几根黑色的线条在他脸上隨意地画著。他站在石榴树下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他的脸上、肩上、手上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长长的，瘦瘦的，像一棵正在往上躥的小树。风吹过来，他的头发动了，石榴树的枝叶动了，地上的影子也动了。一切都在动。都在生长。
    “阿母，你骗人。花瓣是苦的。金枣是甜的。它们不一样。”
    陈阿圆蹲下来，手里拿著一颗金枣，塞进家兴嘴里。金枣金黄金黄的，在阳光下透亮，像一颗缩小的太阳。她把那颗太阳塞进他嘴里。“这颗是甜的。你尝尝。”家兴嚼了嚼，先酸后甜，酸味在舌尖上炸开，像一颗小小的炸弹，炸得他皱了一下眉头。然后甜味上来了，从舌根慢慢地向前蔓延，像潮水漫过沙滩，一波一波的，柔柔的，软软的。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，很淡很淡，淡得像一个梦，醒了就忘了。他咽下去了。
    “甜的。”他说。
    陈阿圆站起来，看著他。他的嘴角沾著金枣的汁液，亮晶晶的，像涂了一层蜂蜜。她伸出手，用拇指把他的嘴角擦乾净了。家兴没有躲。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很大了，手指很长，骨节突出，指甲剪得很短。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，像握著一只小鸟，轻轻的，怕捏碎了。
    “阿母，你的手好小。”
    “你的手好大。”
    “我长大了。”
    “你长大了。”
    她把手从他手心里抽出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的肩膀宽了，跟家安一样宽。他不再是那个蹲在龙眼树下看蚂蚁的孩子，不是那个趴在灶台上写信的孩子，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用手拔草、用竹籤刻槓、用破陶罐浇水的孩子。他是一个大人了。他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，站在石榴树下，阳光照著他，风吹著他，石榴花落在他头上、肩上。他站在那里，像一棵树。
    家寧师范毕业了。分配到了泉州一中，教语文，就是她当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学校。她每天早上骑著自行车从承天巷出发，沿著中山路骑到学校，骑四十分钟。自行车是家安买给她的，凤凰牌的，女式车，大红色的，车把上繫著一把锁，钥匙上拴著一个塑料娃娃——是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，金色的头髮，蓝色的眼睛，笑得露出两颗门牙。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，扎著马尾辫，辫梢繫著一朵红色的塑料花，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朵，洗了几十遍了，顏色从鲜红变成了粉红，从粉红变成了淡红，从淡红变成了几乎看不出的白色。但它还在那里，在她的辫梢上，像一朵快要凋谢的花。
    她骑著车，穿过中山路。早上的中山路很热闹，路边的早餐摊冒著热气，油条在油锅里翻滚，豆浆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著泡，有人蹲在路边吃麵线糊，有人端著豆浆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车，有人骑著自行车跟她並排走，车篮里装著菜、装著书包、装著公文包。她骑得不快不慢，不急不躁，像她走承天巷的青石板一样稳。她的车技是家安教的，在承天巷里练的。她刚开始学的时候摔了好几次，膝盖磕破了皮，血渗出来，把裤腿染红了。她没有哭，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灰，继续骑。家安在后面扶著车座，跑得气喘吁吁。他鬆手了，她还不知道，骑了好远才发现。她回头看他，他站在巷口，笑著朝她挥手。
    她把车停在校门口，锁好，把钥匙上的塑料娃娃塞进书包里。她走进校门，走过操场，走过教学楼，走过那棵大榕树。榕树还在那里，树冠还是那么大，枝叶还是那么密，树须还是那么长。雨水从树叶上滴下来，一滴一滴的，落在她的头髮上、肩上。她抬起头，看著那棵榕树。她想起了七年前的那个雨天，她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，撑著那把油纸伞，背著那个蓝布包袱。她站在操场上，转了三百六十度，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。那时候她是一个穿著布鞋的乡下姑娘，不知道这座城市会不会接纳她，不知道这所学校会不会接纳她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、能不能学好、能不能考上大学、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。
    她走上楼梯，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迴荡，噔噔噔的，跟七年前一模一样。她走到三楼，推开高一三班的门，走进去。教室里坐著四十八个学生。他们穿著白底蓝条的校服，跟家寧当年穿的一模一样——领口的螺纹是蓝色的，袖口的螺纹也是蓝色的，左胸口绣著“泉州一中”四个字，字是红色的，用线绣的，密密麻麻的针脚像一群蚂蚁排成了一条路。
    他们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趴在桌上睡觉。他们抬起头，看著讲台上这个年轻的女老师。她的头髮扎成马尾辫，辫梢繫著一朵快要褪色的塑料花。她的脸是圆的，眼睛是大的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，衬衫的领口绣著一朵小花，是粉红色的，五个花瓣。
    “我叫陈家寧。你们可以叫我陈老师。”她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字写得很大，一笔一划，工工整整，“陈”字的耳朵旁写得圆润饱满，“家”字的宝盖头像一把撑开的伞，“寧”字的丁字鉤写得刚劲有力。粉笔在黑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有人在用小刷子轻轻地扫著纸面。
    她转过身，看著坐在下面的那些学生。四十八个孩子，四十八张脸。有的圆，有的方，有的长，有的短。有的眼睛大，有的眼睛小。有的皮肤白，有的皮肤黑。有的坐得笔直，有的趴在桌上。有的在看她，有的在看窗外，有的在偷偷吃零食，有在偷偷传纸条。他们都不一样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——他们都是十五六岁，都是高一，都是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。跟家寧当年一样。
    都在人生的路上。刚刚起步。还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远、多难、多苦、多甜。但她知道。她已经走过了。她知道这条路不好走，坑坑洼洼的，弯弯曲曲的，有上坡有下坡，有石子有泥巴，有阳光有风雨。她走了三年，走完了。现在轮到他们了。
    她拿起点名册，念出了第一个名字。
    “林晓薇。”
    “到。”一个扎著马尾辫的女生站起来，声音很大，整间教室都听见了。她的脸红了，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根，红得像灶膛里的炭火。
    家寧看著她。林晓薇。她想起了当年那个坐在第一排、大声说“我叫林晓薇，来自泉州实验小学，喜欢唱歌跳舞”的女生。那是她在这个班上认识的第一个同学。她们后来成了好朋友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自习，一起回宿舍，一起去食堂抢红烧肉，一起在操场上跑步，一起在教学楼的楼顶看夕阳。毕业以后，林晓薇考上了厦门大学，去了厦门，她们还经常通信。信是林晓薇写的，字跡潦草，像医生开的处方，但每一封她都能读懂。信里写她在厦门的生活——鼓浪屿的琴声，厦大的凤凰花，白城沙滩的日落，南普陀的钟声。那些信她一封都没有丟，全放在枕头底下，跟那本帐簿放在一起。
    “林晓薇，好名字。”家寧说。
    那个女生坐下来，脸还是红的。她低下头，看著桌上的课本，嘴角偷偷翘了一下。
    家寧把点名册放下，拿起语文书，翻到第一课。第一课是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她开始读。
    “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”
    她读得很慢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每个字都送进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，送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她读到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那段，声音有些发抖。
    “我看见他戴著黑布小帽，穿著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蹣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……他用两手攀著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”
    她停下来，喝了一口水。水是凉的，从喉咙流下去，流到胃里，胃凉了，手凉了。
    “这一段，大家回去背下来。下周一检查。”
    下课铃响了。学生们收拾书包，站起来，准备走。教室里一片嘈杂，椅子腿刮地面的吱嘎声，书包拉链的刷刷声，水瓶盖拧开的咔咔声，还有人在喊“等一下，我的笔掉了”。
    “等一下。”家寧说。声音不大，但学生们都听到了，都停下来。教室里安静了，连掉在地上的笔都能听见。
    “我说一件事。我小时候，在永春的山里长大。我阿公从缅甸走回泉州，走了三年。他走的时候腿瘸了，耳朵聋了，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『苦』字。他说，路是走出来的，不是选出来的。你选了这条路，就要把它走到底。走到底了，路就通了。走不通了，换一条路，继续走。不要停。停了就再也走不动了。”
    她把手伸出来，在学生们面前翻了翻。手是白的，细的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，没有茧子。但在她的手掌心，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疤，从生命线的中间横穿过去，像一条乾涸的小溪。那是她小时候在永春被柴刀划的。她上山捡柴火，柴刀从手里滑了，刀刃划过她的手掌心，血一下子涌出来，红红的，热热的，滴在地上，滴在枯叶上。她没有哭。她用布条把手缠住，继续捡柴火。柴火捡完了，背回家，堆在灶台旁边。陈阿圆看到她的手，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，抓住她的手，用嘴对著伤口吹气——呼呼呼，凉凉的，痒痒的。
    “后来我考上了泉州一中，坐在你们现在坐的这个教室里。我那时候的语文老师叫林国栋。他教了我三年。他告诉我说，陈家寧，你是读书的料子，你要好好读。他说，你阿公走完了他的路，你阿妈走完了她的路。现在轮到你了。你要把这条路走下去，走出你的样子来。”
    她把书合上，拿在手里。书是蓝色的封面，上面印著“语文”两个字，字是白色的，行书，笔锋凌厉，有骨有肉。
    “我已经走完了我的学生时代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你们的路，才刚刚开始。不要怕路远，不要怕路难。路是走出来的，不是选出来的。”
    没有人说话。教室里很安静。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叫，嘰嘰喳喳的，像一群在开会的麻雀。安静得能听见远处操场上体育老师的哨子声，嗶——嗶——嗶——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扑通，扑通，扑通。
    “下课。”
    一九八七年夏天，家安的“林家货运”生意越来越好了。他从一辆货车变成了两辆——又买了一辆二手的，白色的，车头是方的，挡风玻璃没有裂缝，没有胶带，没有划痕。这辆车比他那辆好多了，发动机的声音小，油耗低，座椅舒服，方向盘轻，离合松，油门灵。他开起来的时候感觉很不一样——不像在开一辆车，像在开一艘船，在海面上滑行，丝滑的，不带一丝顛簸。新请了一个司机，叫阿强，三十多岁，漳州人，开车技术很好，从来不超速、不闯红灯、不疲劳驾驶。他以前在部队开过车，在云南的山路上练出来的，弯道技术一流，方向盘在他手里像一根筷子，想怎么转就怎么转，精准得像一把尺子。家安让他跑短途，泉州到厦门、泉州到福州，当天来回。自己跑长途，泉州到上海、泉州到广州、泉州到bj。
    他去了一趟bj。从泉州到bj，两千多公里，开了三天两夜。他一个人开，累了就在服务区睡一会儿，醒了继续开。他路过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，跨过了六七个省，穿过了无数个城市、无数个村庄、无数个隧道、无数座桥樑。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山——浙江的山是绿的，矮矮的，圆圆润润的，像一个个绿色的馒头，一座挨著一座，挤在一起，像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。山东的山是青的，高高的，瘦瘦的，像一根根插在地上的剑，直直地指向天空，像是要把天捅个窟窿。河北的山是灰的，粗糙的，光禿禿的，像一堆堆被废弃的矿石，山上没有树，没有草，只有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
    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平原——江苏的平原是一望无际的，平的像一块巨大的案板，案板上切著方方正正的田块，田块里种著水稻、小麦、油菜花。油菜花开了，黄黄的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像金色的海洋。风吹过来，油菜花翻起了波浪，一波一波的，从这头推到那头，从那头推回来，像大海，但比大海安静。河北的平原也是平的，但这里的平跟江苏的平不一样，这里的平带著一种苍茫的、灰扑扑的、像旧照片一样的顏色。地是灰的，天是灰的，连空气都是灰的。庄稼已经收割了，田野里只剩下短短短短茬茬的秸秆，像剃过的头髮。秸秆茬子在风里微微地摇著。
    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人——浙江人说话像唱歌，嘰嘰咕咕的，一句都听不懂。他们在服务区卖粽子，用竹叶包的，三角形的，里面是糯米和肉，还有咸蛋黄、板栗、香菇。他买了一个，咬了一口，糯米的软糯，肉的咸香，蛋黄的沙糯，板栗的甘甜，香菇的鲜美，在嘴里炸开了。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粽子。山东人说话像吵架，声音大得像打雷。他们请他吃饭，给他倒水，帮他指路。他们把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他面前，说“兄弟，趁热吃”，他吃了，烫得嘶了一声，但咽下去了。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，皮薄馅大，一口咬下去，汁水溅出来，烫得他舌头都麻了。他看著那些山东人，他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，额头上全是汗，笑起来露出白白的牙齿。他想起了永春的乡亲们。他们的脸也是黑红的，额头上也是汗，笑起来也露出白白的牙齿。
    到了bj，他把货卸了，收了运费，没有急著走。他把车停在路边，坐在驾驶室里，看著这座城市。bj很大，比泉州大得多，比上海大得多，比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大。天安门广场很大，大得能装下整个永春达埔村。故宫很大，大得他走了半天都没走完。长城很大，大得从山脚爬到山顶要走一个多钟头，大得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要走上万年。他站在长城上，手扶著城墙，看著远处的山。山一层一层的，密密匝匝的，一重一重的，像一幅没有尽头的画。画里有雾，雾里有山，山里有树，树里有鸟。他看不见那些鸟，但他知道它们在。
    他蹲在长城上，手摸著城墙上的砖。砖是青色的，粗糙的，被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的。他把手指伸进一个坑里，坑很深，手指够不到底。这个坑是谁留下的？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士兵留下的吗？他在城墙上站了很久很久，手握著长矛，看著北方的敌人。敌人的骑兵在草原上奔驰，马蹄声如雷鸣，刀光如闪电。但那个士兵没有后退。他站在城墙上，像一根钉进石头里的钉子，拔不出来。他的手汗滴在砖上，一滴一滴的，滴了几百年，滴出了一个坑。那个坑在砖里面，在墙里面，在长城的身体里面，在歷史的骨头里面。
    他站起来，转过身，走下了长城。在长城脚下，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，摊主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戴著草帽，脸上全是皱纹，牙齿缺了好几颗。摊上摆著各种小东西——长城模型、毛主席像章、京剧脸谱、摺扇、玉佩、葫芦、核桃。家安在这些东西里看了看，拿起一个小葫芦。葫芦很小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黄色的，皮上有一个小小的疤，像一颗痣。
    “多少钱？”他问。
    “一块。”老头说。
    家安掏出一块钱，放在摊上。他把小葫芦塞进口袋里，拍了拍口袋。他想把这颗葫芦带回去给家兴。家兴小时候最喜欢葫芦，在永春的时候，他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种过一棵葫芦。葫芦藤爬满了架子，开著白花，结了许多小葫芦。他每天放学后蹲在架子下面看葫芦，看它们从绿色变成黄色，从软变硬，从光滑变得粗糙。他把葫芦摘下来，晒乾，在上面画画。他用毛笔在葫芦上画了鸡、鸭、牛、羊、猪、狗，画得不像，歪歪扭扭的，但家兴很喜欢。那些葫芦后来去哪儿了？他记不清了。大概在搬家的时候弄丟了，大概在某个角落里落满了灰，大概被老鼠啃了，大概在岁月的长河里沉了底。
    家安从bj回来的时候，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。给陈阿圆带了一件羊毛衫，大红色的，领口绣著金色的花。给家寧带了一支钢笔，英雄牌的，笔尖是金的，上面刻著一条龙。给家兴带了一个葫芦，就是他在长城脚下买的那颗小葫芦。给林清石带了一瓶二锅头，红星牌的，五十六度。他走进铺子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，柜檯上的煤油灯已经点著了。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麵包金枣，手指在金枣和报纸之间翻飞著。她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，看见了家安。他站在门口，穿著一件灰色的夹克，夹克上有灰、有油渍、有汗渍。他的脸黑了，瘦了，颧骨高了，眼窝深了。他的头髮长了，盖住了耳朵，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。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，眼白髮黄，布满血丝。
    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瓶二锅头，放在柜檯上。瓶子是绿色的，商標是红色的，上面印著“红星二锅头”几个字。陈阿圆看著那瓶酒，看了很久，拿起来，放在柜檯下面，放在陶罐旁边。她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没有说谢谢，没有说辛苦了。她拿著那瓶酒，放在柜檯下面，就完了。家安看著她放那瓶酒，看著她把酒瓶放在陶罐旁边，看著她的手在陶罐边沿停了一下。
    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颗小葫芦，放在家兴的手心里。家兴低头看著手心里的葫芦，葫芦很小，拇指那么大，黄色的，皮上有一个小小的疤，像一颗痣。他把葫芦举到煤油灯下照了照，葫芦在灯光下泛著暗暗的光，像一块被磨光滑了的石头。
    “哥，这是给我的？”
    “给你的。在长城脚下买的。”
    家兴把葫芦攥在手心里，攥得紧紧的。
    一九八八年秋天，家兴考上了大学。不是泉州师范学院，是福建农林大学，在福州。他学的是园艺，就是种果树、种蔬菜、种花。他报到那天，家安开著货车送他去。货车是那辆白色的，车头是方的，挡风玻璃没有裂缝。家兴坐在副驾驶，背著那个蓝布包袱——就是家寧当年用过的那个，蓝布已经洗得发白了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，绣在上面的那朵梅花只剩下几根粉红色的线头。包袱里装著几件换洗衣裳、那本帐簿、那把梳子、那枚铜板，还有苏阿梅给他织的那件大红色毛衣。毛衣已经小了，穿不下了，但他还是带上了。
    他要把这件毛衣带在身边。像他阿公带著那颗糖一样。含了一辈子，咽了一辈子，甜了一辈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