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兴去福州上大学后，陈家铺子里又少了一个人。柜檯后面的矮凳空出来了，货架旁边空出了一块，灶台前的烧火位也空出来了。那种空不是看不见的，是看得见的——矮凳上没有人坐了，货架旁边没有人靠著看书了，灶台前没有人蹲著往灶膛里塞柴火了。陈阿圆每天早上起来，还是会习惯性地往灶台前看一眼，看看家兴在不在。灶台前是空的，只有一只花猫蹲在那里，用舌头舔著自己的爪子。那只花猫是去年冬天自己跑来的，瘦得像一根柴火棍，浑身脏兮兮的，毛结成了一团一团的疙瘩。陈阿圆给它吃了点东西，它就不走了。它白天在铺子里睡觉，晚上在巷子里抓老鼠，天亮的时候蹲在铺子门口等开门。
    陈阿圆看著那只猫，看了一会儿，蹲下来，用手摸了摸它的头。猫抬起头，眯著眼睛看著她，喉咙里发出呼嚕呼嚕的声音。那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。她站起来，走到灶台前，生火，烧水，淘米，煮粥。她把粥煮好了，盛了一碗，放在灶台上凉著。粥是地瓜粥，地瓜切得很大块，煮得软烂，用筷子一夹就碎。她放了两碗，一碗是自己的，一碗是谁的？她不知道。多出来的那碗粥在灶台上慢慢地凉了，表面结了一层皮，薄薄的，白白的，像一张纸。她用筷子把皮挑起来吃掉，把粥倒进泔水桶里。第二天她又多煮了一碗。第三天又煮了。第四天，她不煮了。她只煮自己的那一碗。
    林清石注意到了她的变化。他没有说什么。他每天早上起来，把货车从巷口开出去，晚上开回来。他把运费交给陈阿圆，陈阿圆把钱放迸陶罐里，盖上蓝布，压上石头。他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，吃她给他留的那碗饭。饭有时候是热的，有时候是凉的，有时候是刚刚好的。他从来不抱怨，热了就吹一吹，凉了就热一热，刚刚好就吃快一点。他吃饭的时候不说话，陈阿圆也不说话。灶间里只有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、咀嚼的声音、灶膛里木柴燃烧的声音，还有那只花猫在灶台下面舔爪子的声音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首没有谱子的交响乐。
    一九八九年春天，家寧结婚了。对象是泉州一中的物理老师，姓周，叫周明远。他是泉州本地人，个子不高，戴著一副黑框眼镜，头髮梳得整整齐齐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像在念课文。他是通过林国栋认识的。林国栋说，陈家寧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，我们学校的物理老师，人很好。家寧说，好。见面那天，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头髮披著，没有扎辫子。她坐在中山路上的一个茶馆里，面前放著一杯铁观音。铁观音是永春產的，茶汤琥珀色的，透亮的，冒著热气。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茶很烫，烫得她皱了一下眉头。她放下杯子，看著门口。
    周明远走进来了。他穿著一件蓝色的夹克，夹克是新的，商標还没有拆，贴在衣领上，白底红字。他手里提著一个塑胶袋，袋子里装著两盒茶叶。他走到家寧面前，把茶叶放在桌上。“这是安溪的铁观音。我托人带的。送给你。”
    家寧看著那两盒茶叶。包装是红色的，印著“铁观音”三个字，字是金色的，烫金的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她把茶叶拿起来，看了看生產日期——去年三月，已经过期一年了。她把茶叶放回桌上，没有说什么。
    他们结婚了。
    婚礼很简单，在陈家铺子里办的。没有花轿，没有嗩吶，没有流水席。铺子里摆了两桌，一桌是陈家的亲戚，一桌是周明远的同事。菜是陈阿圆做的——红烧肉、清燉鸡、炒青菜、萝卜汤、炸带鱼、金枣、榜舍龟、一碗麵线。面线是鸡汤底，上面臥著一个荷包蛋，放在家寧面前。家寧低头看著那碗面线，面线很长，一根一根的，像无数条细细的、白色的路。她用筷子夹起一根，慢慢地吸进嘴里。面线很滑，一吸就进去了，不用嚼，直接咽下去。咽下去的时候喉咙暖暖的，从喉咙暖到胃里，从胃里暖到心里。
    她放下筷子，端起酒杯，看著陈阿圆。“阿母，我敬你。”
    陈阿圆端起酒杯。杯子是白瓷的，杯沿有一个缺口——就是那只碗的缩小版，她找人在永春的窑里烧的，缺口的位置一模一样的，连缺口的大小都一模一样。她端著杯子，手在抖，酒在杯子里晃来晃去，洒了一些在她的手指上。她喝了，把杯子放下，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放在家寧手心里。
    “这是你阿公留给你的。他走之前给我的。他说，等家寧结婚的时候，把这个给她。”
    家寧打开红包。里面是一枚铜板，磨得发亮，中间的方孔被一根红绳穿著。红绳已经褪色了，从大红色变成了粉色，从粉色变成了白色，从白色变成了灰白色。绳子磨得很细了，有几处已经快要断了。她把铜板攥在手心里，攥得紧紧的。
    她想起了陈远水。想起了他蹲在灶台前抽菸的样子，想起了他坐在石凳上剥花生的样子，想起了他拄著竹竿走在永春山路上的样子，想起了他吸面线时眯著眼睛的样子。想起了他写在碗底的那行字——“阿圆，不用踮脚”。那行字她看过无数遍了，每一个笔画都刻在了她的心里。陈字的耳朵旁是圆的，圆字的方框是方的，不用踮脚四个字像四个小小的士兵站成一排。
    她把铜板放在贴身的口袋里，拍了拍口袋。她端起了酒杯，敬了周明远，敬了林清石，敬了家安，敬了家兴。家兴从福州赶回来了，穿著一件蓝色的运动服，运动服的领口竖著，拉链拉到最上面。他的头髮剪短了，露出额头。额头上有几颗青春痘，红红的，肿肿的。他的眼睛还是棕色的，像山里头那种清泉，安安静静地看著人。他看著家寧，看了很久，端起酒杯。“姐，我敬你。你以后要好好的。”
    家寧看著他。他比她高出了一个头，肩膀比她宽了很多。他不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用手拔草、用竹籤刻槓、用破陶罐浇水的小孩了。他是一个大人了。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，学园艺的，会种果树、种蔬菜、种花。他在福州大学城的试验田里种了一片草莓，草莓熟了，红红的，甜甜的，他用保温桶装了一桶带回来给家寧。
    “姐，草莓。我种的。你尝尝。”他把保温桶放在桌上，打开盖子。里面是满满一桶草莓，红红的，亮晶晶的，挤在一起，像一群在开会的红脸娃娃。家寧捏了一颗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汁水在嘴里炸开，甜的，不是那种齁人的甜，是那种淡淡的、清新的、像山泉水一样的甜。她咽下去了。
    “甜。”她说。
    家兴笑了。他笑的时候露出两颗门牙，中间有一条缝，能看到那条缝后面黑洞洞的口腔。那条缝还在，从八岁到二十岁，十二年了，一直没有合上。
    一九九〇年秋天，家寧生了一个女儿。取名叫周念恩。念恩，念恩，念著恩情。念谁的恩情？念陈远水的恩情，念陈阿圆的恩情，念苏阿梅的恩情，念林清石的恩情，念家安的恩情，念家兴的恩情，念陈家铺子那根扁担的恩情，念承天巷那些青石板的恩情，念从缅甸到泉州那条路的恩情。她把这些恩情都揉进了女儿的名字里，两个字，念恩。念的人知道恩，被念的人不知道。但念的人知道就够了。她把女儿抱在怀里，看著她的脸。女儿的脸是圆圆的，眼睛是大的，皮肤是白的，嘴巴是小的，鼻子是挺的。她长得像家寧，家寧长得像陈阿圆，陈阿圆长得像苏阿梅。一代一代的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从缅甸传到泉州，从泉州传到永春，从永春传回泉州。不知道传了多少代，不知道传了多少年。但那张脸没有变过。圆脸，大眼睛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这就是陈家的脸，这就是陈家铺子的脸，这就是那条从缅甸到泉州的路的脸。
    陈阿圆看著这个孩子，看了很久。
    “她长得像你。”她对家寧说。
    “她长得像你。”家寧对陈阿圆说。
    “她长得像你阿嬤。”陈阿圆说。
    家寧看著女儿。女儿睡著了，嘴巴微微张著，呼吸又轻又匀，像一只安静的小猫。她的手指头小小的，五根手指张开著，像一朵刚开放的花。家寧把手指伸进女儿的手心里，女儿的手指立刻合拢了，抓住了家寧的手指，抓得紧紧的，像抓住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。
    家寧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    她没有擦，让它流。
    一九九一年春天，家兴大学毕业了。他没有留在福州，也没有去大城市找工作。他回到了泉州。他要在陈家铺子旁边开一个花店。
    “阿母，我要开一个花店。就在陈家铺子旁边。”
    陈阿圆看著他。他的脸晒黑了，比上大学之前黑了很多。他的手粗了，经常在试验田里干活，手上磨出了茧子，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。他的眼睛还是棕色的，像山里头那种清泉，安安静静地看著人。那双眼睛里有光，那种光是他在大学四年里找到的。大学四年，他学会了种花、种果树、种蔬菜。他知道了什么是嫁接、什么是扦插、什么是组织培养。他知道了什么是光合作用、什么是呼吸作用、什么是蒸腾作用。他知道了什么是植物的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、实。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知道了自己想做什么——他要在陈家铺子旁边开一个花店。
    陈家铺子卖金枣，金枣是甜的。他的花店卖花，花是香的。甜和香並排站在一起，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，在陈家铺子的旁边。黑瓦黄墙，木门木窗，地上铺著碎砖，碎砖缝里长著青苔，青苔上放著一个陶罐，罐里种著一株茉莉花。
    “阿母，你答应吗？”
    陈阿圆看著他。她想起了二十七年前，林清石在永春的院子里对她说的话——“阿圆，我想自己做生意。”那时候她什么也没说，从陶罐里摸出了一串铜板，放在他手心里。那些铜板是她一分一分从嘴里省下来的，一颗金枣一颗金枣攒下来的。那些铜板磨得发亮，被麻绳串著，在煤油灯下泛著暗暗的光。
    她现在又从陶罐里摸出了一串铜板，放在家兴手心里。铜板磨得发亮，被红绳穿著，红绳是新的，大红色的，是家寧买回来的。
    “阿母，你答应了？”
    “你的事，你自己定。”
    家兴把那些铜板攥在手心里，攥得紧紧的。他笑了，笑的时候露出两颗门牙，中间那条缝还在。十二年了，那条缝一直没有合上。它像一条路，一条窄窄的、小小的、弯弯曲曲的路。路从门牙中间穿过，从口腔通向喉咙，从喉咙通向胃，从胃通向肠，从肠通向血液，从血液通向心臟。那条路在他的身体里，一直通到他的心里。
    一九九一年夏天，家兴的花店开张了。就在陈家铺子隔壁。铺面是他自己找的，原来是一个修鞋的摊子，修鞋的老陈年纪大了，不干了，把铺面转租给他。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把铺面重新装修了一下——墙壁刷白了，地面铺了水泥，货架是自己钉的，用杉木，木板刨平了，边角磨圆了，钉在一起。钉歪了好几根，拔出来重钉，木板上留下了一个一个的钉孔，像一张长了麻子的脸。他在门口摆了几盆花——茉莉、梔子、月季、海棠、菊花、杜鹃，还有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野花，是他从清源山上挖回来的。花开著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紫的，大大小小，高高低低，像一群在开派对的孩子。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，翅膀在阳光下闪著光。蝴蝶也来了，慢悠悠的，不急不忙的，优雅得像一个贵妇人。
    开业那天，家寧送来了一盆兰花。兰花的叶子是细长的，墨绿色的，花是白色的，小小的，有五片花瓣，花蕊是黄色的，散发著淡淡的清香。她把兰花放在花店门口的台阶上，用袖子擦了擦花盆上的灰。
    “这盆兰花送给你。祝你生意兴隆。”
    家兴看著那盆兰花。他认出了它——这是陈远水当年从山上挖回来的那盆兰花。苏阿梅把它从永春带到了泉州，陈阿圆把它养在灶间的窗台上，每天浇水，每周施肥，每年换盆。它活了这么多年了，从永春到泉州，从老屋到铺子，从灶间的窗台到花店的门口。它去过很多地方。它见过很多人。它听过很多故事。它还会继续活著，继续开花，继续散发著淡淡的清香。
    他把兰花搬进花店里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——货架的最上面一层，跟那些花盆、花肥、花葯放在一起。花盆是塑料的，红色的，上面印著“富贵平安”四个字。花肥是袋装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堆在货架下面。花葯是瓶装的，標籤上画著各种虫子的图案。那盆兰花站在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中间，像一个穿白衣的仙女站在一群花花公子中间。她不高傲，不张扬，不嫌贫爱富。她就站在那里，安安静静地开著花，散发著她淡淡的清香。
    第一个客人是一个老太太——就是那个每天来买一颗金枣的老太太。她拄著拐杖，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，头髮全白了，梳成一个髻，用黑色的髮夹別在脑后。她走到花店门口，停下来，看著那些花。
    “小伙子，这是什么花？”她指著那盆梔子花。
    “梔子花。阿婆，你要买吗？五块钱一盆。”
    老太太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，放在家兴手心里。家兴把那盆梔子花搬起来，放在老太太脚边。老太太低头看著那盆梔子花，花是白的，开了好几朵，花瓣厚厚的，嫩嫩的，在阳光下透亮。她弯下腰，把鼻子凑过去，闻了闻。梔子花的香味很浓，浓得有点发腻，像一块含在嘴里太久的糖。但她很喜欢，她闻了很久，直起腰，拄著拐杖，慢慢地走了。梔子花在青石板上开出了白色的花瓣。
    家兴站在花店门口，看著那个老太太的背影，看著她的白髮，她的拐杖，她的蓝布大褂，看著她脚边那盆梔子花的白色花瓣。他想起了一个人——陈远水。陈远水也喜欢花。他在永春的院子里种过桃花。桃花开了，粉红色的，铺满了半个山坡，像一层薄雪落在绿色的山头上。风吹过，花瓣飘下来，落在他的肩上。他没有掸掉，让花瓣在他的肩上慢慢地枯萎、变干、变脆，风一吹就碎了。他种过桃花，看过桃花，闻过桃花。桃花谢了，他还在。他走了，桃花还在。
    家兴从花店里搬出一盆茉莉花，放在陈家铺子门口的台阶上。茉莉花是白色的，小小的，像一颗一颗的星星。花开著，香味淡淡的，清清的，像山泉水，像晨露，像初恋。
    “阿母，这盆茉莉花送给你。”
    陈阿圆从铺子里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。她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棉袄——就是陈远水那件，领口磨毛了，袖口的螺纹鬆了，扣子掉了两颗。她低头看著那盆茉莉花。花是白的，叶子是绿的，土是黑的。白、绿、黑，三个顏色，像一幅画，像一首诗，像一条路。她蹲下来，伸出手，摸了摸茉莉花的花瓣。花瓣是嫩的，软的，滑的，像婴儿的皮肤。她的手指在花瓣上停了一下，就一下，很短。
    “好。”